24小时月刊 第335页

耿淡如（1898—1975），图片转载自“文汇笔会”

一、从政治学到历史学的第一代“跨域”人

耿淡如（1898—1975），江苏海门人，中国世界史学科开创者之一，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奠基人。他1917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文科，因家境贫寒，一度辍学回故乡私立海门中学任教。1922年重返复旦，次年毕业。毕业后他相继在海门中学和复旦附中从教，并编写高中世界历史课本。后由同乡富商、复旦大学校董郁震东资助，1929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政治历史与政治制度，1932年获硕士学位归国。1932年至1937年担任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讲授政治史、外交史、西洋通史、政治学及国际公法等课程，还任《东方杂志》《外交评论杂志》评论员，曾与沙牧卑合译海斯(C. J. Hayes)、穆恩(P. T. Moon)合著的《近世世界史》（黎明书局“社会科学名著译丛”）。抗战爆发，复旦大学内迁，由于母亲年迈，耿淡如滞留上海，任教于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任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大夏大学历史社会系主任。1947至1948年出任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渝沪并校，他仍任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耿淡如由复旦大学政治系转入历史系，专事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和研究，成绩斐然，是20世纪50年代享誉国内的世界史领域专家。

1950年代初，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耿淡如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刻苦自学俄文，以便更好地借鉴、汲取苏联在世界史学科领域的成就。他据俄文教材和相关资料编译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和黄瑞章合译《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4年），又据阿·伊·莫洛克著作译出《世界近代史文献》（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另译有美国学者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1963年）等学术著作，成为世界中世纪史学术权威。

1960年初，耿淡如开始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译出英国史学家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89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认定耿淡如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将他关在10号楼底层，对其肉体和精神上双重折磨，后来查不出什么名堂。耿淡如对那种肆意糟蹋历史的行径十分憎恨，他说：“历史学与说谎无缘，应与真实结伴，那些歪曲事实、炮制谣言并进而诬蔑丑化他人的人，不但永远成不了气候，到头来，反成了被历史嘲弄的小丑。”此后，尽管身体羸弱，他仍坚持翻译了《格瓦拉日记》《马里格拉文选》等著作。

在迄至“文革”前的五六年间，耿淡如为中国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大体可概括为：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翻译西方史学名著。另外，他的贡献也表现在研究西方史学的方法上。1961年他在《什么是史学史》中阐发如下看法：一、概念的合浑，二、现有的定义，三、对象与任务，四、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学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五、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六、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七、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八、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九、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论来研究，十、史学史对资产阶级伪史学应进行坚决的斗争。张广智认为这十点旨在回答“什么是史学史？”，从第四点至第十点的七个“应”，是第三点“对象与任务”的深化。

耿先生徜徉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之间，笔者将之视为“跨域”。“跨域”（Crossing Boundaries），在知识学科互涉意义上，是一种学术创造力的自由奔涌。“跨域”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已开始，现代大学使学科互涉的跨域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作为中国人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就有“跨域”的意义。之后他的研究生张广智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可以说是继承了其学术“跨域”的特色，形成了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跨越西方史学史和中外史学交流史两个领域，统称为史学史“跨域研究”，这种史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值得专门研讨。

张广智在《耿师轶事》中称，60年代他协助老师编译《西方史学史译丛》：“某日，寒风刺骨，我在车站等候先生，他一下车就连忙从布包里拿出一本现代英国史家古奇的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英文版）和一份文稿给我，说：‘这篇出自古奇关于兰克的译文，你给我校对一下，有译错或不妥的地方，尽管改就是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意象，是一次学术接力棒的郑重传递。

耿淡如先生手迹

耿淡如先生手迹

二、漫漫“克丽奥之路”上的教学和研究

张广智1939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农村，祖父张汝僖是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祖父以其父张文云先生之名，命名私塾为“文云堂”。张广智幼时就在“文云堂”念书。他天资聪颖，背诵古文不费力，如此童子功令他终身受用。1946年冬，7岁的张广智和襁褓中的妹妹随母亲闯荡大上海。10余年后的1959年，他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在《八十自述》中说：“我是相信缘分的，命运注定我此生要在复旦大学遇上耿先生，并与西方史学史结下不解之缘。不是吗？耿师竟与我是同乡。我的出生地海门县正余乡距老师家很近。我与耿师都毕业于复旦大学，之后又都终身在那里工作。也许在冥冥之中，一双无形的‘上帝之手’把我们牵连在一起。”196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耿淡如先生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史学史，成为中国大陆“文革”前唯一一位西方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既是耿先生指导的西方史学史的“开山弟子”，也是这一方向的“关门弟子”。

“文革”开始，张广智被迫中断专业深造，在上海的闸北区（现合并静安区）工作了整整十年。浩劫之后，张广智重返复旦，走上讲台。我在本科时期修读的“世界通史”上古史这一学期的基础课就由李春元（1932—2023）和张广智两位老师承担。张广智不仅在课堂上释疑解惑，还常来我们历史系本科生所住的6号楼征询我们对课程的意见和建议。我记得是在张广智课上第一次听说了“习明纳尔”(Seminar)，即由选课者自行选题、独立搜集资料、撰写发言提纲，当众报告，同学互评、自由讨论，最后由教师点评总结。这是19世纪德国史坛巨匠兰克（德语原名：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采用的历史学专门人才培养方法，亦是后世历史教学方法的典范。耿淡如对这种培养方法亦心向往之，开设的三门课以及培养研究生也采用这一方法。张广智深得耿淡如“习明纳尔”教学之真髓。那一学期“上古史”一组的课外讨论安排在我们寝室，二十多人挤满了小小的6号楼寝室。我准备的题目是“大河流域的奴隶制”，懵懵懂懂的我将自己阅读的有关黄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奴隶制的材料进行比较，提出了幼稚的看法。但这些所谓的观点却受到张老师的表扬。

“克丽奥女神”（英文Clio，是古希腊神话里掌管历史的女神），我是第一次在张老师1982年开设的“西方史学史”课上听说的。张老师精心斟酌课程章节、教学内容，很多西方史学名家、名著，都是在张老师的课堂第一次听说。这门课是我大学四年受益最深的课程之一。那一学期的考试虽然是闭卷考试，但张老师反复强调，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独立思考的能力。考题颇有创意，最后一题要求大家根据平时的阅读自由答题。我比较梁启超《新史学》与美国鲁滨逊《新史学》，在答卷纸上洋洋洒洒写了好几百字。张老师不仅给了高分，还专门表扬了我，希望我能进一步研究。“西方史学史”一课带给我的发散性思维，深深根植于内心，若干年后，我把答题思路写成了小论文《两部〈新史学〉的比较》，发表在《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2期上。

三、多元构建，发出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声音

张广智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第二代学人中学术论著量多质高的代表之一。他最早完成出版的《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是较早纵贯西方古典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和现当代史学发展历程体系的读本。全书文笔优美，明白晓畅。张广智认为，不仅历史学，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众化、普及化，都是时代的需求，民众的呼唤。因此他要努力写出让读者喜欢的历史读物。

张广智和胞弟张广勇合著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新版）是中国第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西方史学的论著。作者选择了“纵横交错法”这种全新的体例，既在“时空观念的拓展”标题下纵向式考察世界史的编纂，也在“经济·社会·文明”标题下横向式分析年鉴学派及其史学范型，使读者能够多层次多方面地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很显然，该书是作者在西方史学史撰述中所尝试的一种新风格。

张广智主著的《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克丽奥之路》基础上的深化，全书结构严谨，脉络清晰，是一本出色的西方史学史教材，迄今共计印数近15万册。学界评论此书是“教材的写作与学术研究进行完美结合的著作”。该书的成书过程已见出张广智有一种特殊的群体动员的才能，参编该书的六位作者，即吴晓群、陈新、李勇、周兵、易兰、肖超，都是张广智带出来的博士。张广智为人热情恳切，真挚和蔼，他在研究论著中总是不吝引介后辈学者的成果。我攻读硕士期间，曾陪同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随郭圣铭教授攻读西方史学史专业硕士的王晴佳（1958—）拜见张广智。张广智当时即对后来成为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王晴佳大加赞赏，之后在专著中亦屡屡提及其研究成果，表彰他是新时期的“何炳松”。

张广智认为，上述三本书虽同是对西方史学发展进程的整体性思考，但在视角、立意和写法上各有讲究，形成了一个“系列”，造就了不同的读者群：《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是适应社会大众的“普及版”，《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为学术研究的“经院版”，《西方史学史》则属高校学生的“教材版”。

1961年耿淡如就提出过编纂“世界史学通史”的设想，20世纪80年代，接力棒传到张广智手中。张广智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系统考察西方各个时期的史家、史著、史学思潮和流派等，揭示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是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详细的西方史学通史，形成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同时也再次体现了张广智善于组织后辈学人合作完成大部头著作的动员能力。

张广智的《克丽奥史学的东方形象：中国学人的西方史学观》的第十四章《近现代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中有张广智为其博士生学位论文所写的序。张广智认为，这些年轻的中国学人向国际史坛发出了一种“中国声音”。这些序言也凝聚了他个人对近现代西方史学在这些专题上的思考，同样展示出中国学人的西方史学观，这是一种更为清晰的“中国声音”。作为耿先生西方史学史研究唯一的薪传者，张广智以实际行动完成了先师未竟之业。他主编的《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系统阐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与繁衍、传播与变异、危机与前景，集中探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特征及其发展变化，开创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高度。

从《克丽奥之路》《史学，文化中的文化》到《克丽奥的东方形象》和《史学之魂》等论著，都是他描画从《西方史学史》《西方史学通史》到《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这一学术谱系的奠基之作，是完成这一史学史“跨域研究”的基业。

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是在1961年2月中央发布编写高校教材的指示后才逐步提上日程。耿淡如先生成为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负责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遗憾的是，中国第一部外国史学史教材，因“文革”而被迫中止，只留下了他精心编成的《西方史学史文献摘编》，未能成章，这是耿淡如先生毕生的憾事。

张广智接过了耿先生的接力棒，在短短20多年里，出版西方史学史论著多达9种，在西方史学研究领域全面开花，形成了西方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多元建构。张广智的著述不仅努力超越第一代，与同代或略后的学人相比，在规模、体例还是尝试建立独创性体系方面也都别具一格。正如他在新版《西方史学史》前言中所言，努力奋进，永不止步，从而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

胡绳武的论文

金冲及的论文

复旦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与教学密切结合的，一些论文的基本观点最初就产生于课堂讲授和讨论之中。1957年金冲及与胡绳武参加关于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课堂讨论会，在讨论中谈了各自的看法。课后，金冲及根据讨论写成论文，因为吸纳了胡绳武的观点，就以两人署名，以《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问题》为题发表于《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这是金冲及、胡绳武两人学术研究合作的开端，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合作。

1955年9月，中国史教研组分为上古中古史与中国近代现代史两个教研组，主任分别为陈守实与胡绳武。至1956年，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有胡绳武、金冲及、戴学稷、张遵骧、余子道和当年留校的陈匡时。

二、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蹒跚前行

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后的政治形势对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学以及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3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讲话，指出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

于是“厚今薄古”成为复旦历史系师生激烈讨论的话题，全系为此举办了三次大会和数十次小会。一些师生指出，历史系存在“厚古薄今”现象，且比较严重。系主任谭其骧表示，解放以来历史系有进步，但进步不大，还存在思想上看不起近代现代史的情况，把所谓较差的人去搞近代现代史，认为古代史学术性强，现代史学术性不强。

讨论中，有师生提出贯彻“厚今薄古”就要“从今到古”，在教学上先从现代史学起。历史系当年制订的规划草案为一年级学生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第一学期上中国近代史，第二学期上中国现代史，中国古代史的课安排在两年级。

全系没有师生公开反对“厚今薄古”，但存在不认同颠倒原有教学次序的情况。周予同说，中学里的语文教学，由古到今和由今到古两种方法都试过。目前历史课是采用由古到今的，只是教不好，是属于教学方法的问题。田汝康说，我觉得综合大学还应该注意科学性问题。至于先学古代史，还是先学近代现代史，我是动摇派，没有什么意见。两位教授委婉地表达了对改变教学次序的不赞同。规划草案因变更太激烈，最终未付诸实施。系主任谭其骧在1959年7月谈到此事时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片面理解，认为“厚今薄古”就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不了解主要是思想问题。